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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食文化区域性特征、演进规律及认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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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食文化区域性特征、演进规律及认识方法

提要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形成的原因、特征、变化规律，并对研究方法提出看法。

饮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两大系统因素。就物

质层面说，饮食文化主要取决自然因素；就民族性层面看，则主要由文化因素制约。文章

认为，早在距今10000年——4000年前的时间里，中国便形成了以粟、菽、麦等“五谷”

为主要食物原料的黄河流域饮食文化区、以稻为代表主食原料的长江流域饮食文化区、以

肉酪为主要食料的中北草原地带饮食文化区三大饮食文化不同风格的区域类型。又经过约

四千年之久的演变，至19世纪末，在今天的中国版图内，出现了东北、中北、京津、黄河

下游、黄河中游、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南、青藏高原、东南等11个子属饮食文

化区位。由于中国历史上是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小农社会，因此饮食文化

是以“滞进”方式存在的，“惰性”是其变化特征。文章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把握四点

原则：一、通过文献研究、田野与民俗考察、模拟重复等方法再现历史真实；二、把饮食

文化视为历史上人们有思想、有感情的活动；三、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饮食文化

民族性风格的主要因素；四、冷静公正、实事求是是饮食文化研究必须恪守的原则。文章

同时指出，菜肴品种只是饮食文化的物质构成之一，远不是民族或区域饮食文化的主体。

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菜品文化研究，主要是以大中城市饭店餐馆的经营品种为对象。而这

些菜品，既不是农民等普通民众的，也不是市民主体的，不属于国民大众日常饮食的范畴。

关键词 中国 饮食文化 区域性 民族性 变化规律 研究方法

区域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这一点应当是文化学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学者的常识性共识。同样，

饮食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也是国际食文化学者无分歧的认识。从区域性入手考察中国饮食文化及其历史演变，是笔者一贯坚持的原则性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最近十余年来为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所注重，中国食文化学者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笔者与中国十几个省区的二十余名学者分工合作的“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工程就是这一理论原则和方法的体现。本工程以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东北、京津、黄河下游、黄河中游、中北、西北、青藏高原、西南、长江中游、长江中游、东南等十一个饮食文化区位为研究对象，是每个食文化区位的发展通史，共由十二册组成。全套丛书约六百万字，目前正在考虑出版事宜。由于中国疆域广阔，自然地理差异大，各地区食生产方式与内容不尽相同，多民族成份存在和彼此的文化差异等因素，于是决定了中国版图之内众多不同风格饮食文化区位的存在。而随着人们食生产活动的不断深化发展，这些彼此差异、不同风格的食文化区位又处于缓慢渐进的历史动态过程之中。认识这种历史存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区位的历史发展，不仅对了解过去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今天和创造明天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中国饮食文化的区位性是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与时演变的

中国饮食史上的区位性，可以说是伴随饮食史的开端即显露出来了。原始人类赖以活命的食物原料，完全靠“上帝”的恩赐，即直接向大自然索取。因此，这时的饮食文化特征基本是由人群生息活动范围内的动植物种类、数量、存在与分布状态及水源等纯天然因素决定的。食物原料是天然的，食物形态基本是原料自然形态的分割剥离，没有或很少有原料的再加工。距今一万年左右，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出现了。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四千余年前，在经历了五、六千年漫长时间的食生产和食生活之后，中国史前时代的食文化区位特征明显形成。这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生产方式的明确和以谷物为食料主体倾向逐渐强化的特征。这一时期具体体现为：粟、菽等五谷杂粮结构的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稻为基本食料的长江流域食文化区，以及中北广阔草原地带的畜牧与狩猎食文化区三大史前事文化区域类型。鉴于食物原料的广泛性，本文只就最具决定意义的粮食品种讨论，而将蔬果、畜禽等暂且搁置一边。

黄河流域等北方地区是以粟、黍为主要粮食品种的农业文化带。一般认为粟、黍同属，黍糯、粟不糯，、稷通常主要是指粟。考古资料表明，粟最早驯化与栽培于中华大地。粟的驯化和种植，大约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粟的祖先是狗尾草，是广泛分布于史前时代黄河流域的野生高淀粉含量植物，也应当是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野生采集阶段的主要植物性食料。从植物生态学角度来看，粟的最早被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驯化成功是理所当然的。粟能适应各种生长环境，自生能力极强：叶面蒸发量很小，是一种较耐干旱的作物；大旱之际粟的叶子纵卷，甚至假，以减少水分蒸发，一旦获得水分便很快恢复生机，对土壤要求也不高，非常适应黄土高原降雨量小与易干旱的生态环境。因此，粟首先被驯化成功了，并且成为北方地区绵延四、五千年之久的最重要的粮食品种1。粟去壳后即为小米，营养价值很高。尤其重要的是，粟的坚实外壳具有很强的防潮防蛀性，因而易于贮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最早从粟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中有早期的粟粒、粟壳及炭化粟粒等的遗存已累计二十余处。其中发现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粟粒距今已有7300余年，遗址中的346个窖穴中88个有粮食堆存，一般厚达0.3－2米，有的窖穴堆积竟厚达2.9米。堆积物虽已腐烂，但出土时部分颗粒仍然清晰可辨，有人估计贮藏量约在10万斤以上，足够250人吃一年。这是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早期粟食物。磁山遗址发现的粟，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全世界发现的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粟2。研究者普遍认为，目前在世界各地栽培的粟的品种，绝大多数都可能与中国栽培粟有亲缘关系。此外，陕西的西安半坡遗址、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以及广泛分布于华北、西北地区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粟的遗存。自从粟被驯化以后，直至20世纪，在约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上一直是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居民的主要食料，可以说正是粟支撑了数千年之光辉灿烂的黄河文明。

粟的种植与周部族有较深的渊源，也许粟的驯化和栽培也与周部族有至为重要的渊源关系。周人因擅长农事而兴盛起来，其始祖“弃”因富有农事经验而被虞舜任命为农官，职责是“教民耕稼”，大概相当于后来秦、汉封建国家中央政府主管农业的“大司农”一职。因而，弃被誉称为“后稷”。“后”是至高伟大之义，先秦时“天子”之王才能称为“后”，而“稷”就是粟。也就是说，周部族是靠以粟为主的农业起家的，周人的始祖弃是种植粟的专家。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词—“社稷”，社稷一词是由“社”—土地神和“稷”—谷神合称而成，祭祀社稷是中国自史前时代便开始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是农业的，也是粟的，表明以粟为代表的渊源久远和肇基深厚。这一点，若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政权所在地自夏国以来三千余年基本上没有离开黄河中下游中枢线的事实，应当是足够发人深省的。“社稷”一词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的代名词，而中国历代封建的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又无一例外是以“农为邦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典型的“农为邦本”、“农业立国”思想传统是起源于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也一直是以黄河流域农业为主要支撑的。

粟之外，菽是另一最主要的粮食品种。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是中国特产，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栽培，它的祖本野生大豆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广泛分布。大豆是中国人驯化最早的菽类品种，而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俗学考察来看，大豆最早的驯化地和主要食用分布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主要仍是北方地区。先秦典籍中频繁和大量出现的“荏菽”、“菽”、“藿”都是指大豆，“藿”许多时候又泛指豆叶。“菽者，众豆之总名”（宋·罗原《尔雅翼》），“古语但称菽，汉以后方谓之豆。”3距今三千余年前，豆类已经成了中国人最重要食物原料之一。春秋战国时的文献记载，往往“菽粟”并列：“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种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4“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5“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依而食菽粟者。”6等皆是例证。菽与粟两者均是庶民百姓的活命之本，仰食之天，“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7；而国家粮食储备也以此两物为根本，诸侯或因“菽粟藏深，而积怨于百姓。”8食菽粟民众尚不仅力耕之农，“工贾不耕田，而足乎菽粟”9，只有上层社会成员才不象广大庶民那样三餐是赖、世代仰给。《汜胜之书》记春秋战国时代北方农人“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天之本也。”10而按当时户田百亩的常规说法，则“五口之家”种豆田为二十五亩，“八口之家”豆田则达四十亩，即豆田占全部农田比重的25%或40%，大豆的为先秦民人所仰食可见11。当然，这主要是北方农业区的情况。豆的种植所以有这样高的比重，就是因“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12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并高效利用了大豆的稳产易保藏、耐饥壮力和效用广（既为三餐主副食的饭、羹原料，又是牛马使役和猪等肉食牲畜的饲料）等众多特点。荒年无有他谷而仅以豆充饥的记载多见于封建中世以前的文献中。直到战国末年，当中原的政治家已经习惯从统一和全局的视角来认识所有社会问题时，菽也是列在北方第一谷和南方第一谷的粟、稻两者之后备受重视：“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园，小菽则搏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虫。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13菽的种植农艺研究具有北方、南方的普遍意义，因为它均是北、南方居于第二位的谷物品种。先秦时，菽是黄河食文化区人们食物原料结构最重要的“五谷”之一。“五谷”当时主要是指稷、菽、麦、黍、麻（《周礼·天官·疾医》郑玄注）或稷、菽、麦、黍、稻（《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关于“五谷”及菽在“五谷”结构中地位的认识，唐以前的文录主要反映的是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情况。

入汉以后，由于耕作技术的发展，粟、麦的亩产提高和它们更宜作三餐主食的固有特点，以及其他食料的有效开发与利用等原因，大豆种植在耕田总数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大豆在汉代，甚至直至赵宋以前的十余个世纪里，其在庶民膳食结构中的地位仍未根本改变。大豆一直是重要的“五谷”之一，北方农业区则尤其如此，作为与麦、粟轮作种植的品种，其播种面积仍不可能太少。因此西汉人的观念中仍极重视菽，政治家仍主张以“欲实菽粟货财市”14的政策来裕国强国。入汉以前，大豆主要食用方法是主食的“豆饭”、“豆粥”；副食的“豆羹”、“藿羹”15；调料的“酱”、“豉”以及同时兼作药用的“大豆黄卷”—豆芽等。“以洮（淘）米泔和小豆而煮之”的“甘豆羹”等“皆野人农夫之食耳”是汉代的基本民情16。大豆磨粉食用是封建中叶以后的事，近现代始增大比重。两汉及至赵宋以前的十余个世纪里，除了传统的使用法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豆酱、豆豉和豆腐的普遍食用。先秦时，酱的使用在庶民之家尚非十分普遍和倚重，作为咸味调料那时寻常百姓多是直接用盐，而汉时则大不然：酱已成为与传统的“醢”（以各种肉料为之）并列而存的一大咸味调料种类：“酱以豆和面而为之也。”“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17已成生活常识。酱类品种很多，其中以豆为原料的酱又分作“以供旋食”称为“末都”的酱和长贮的“大酱”；又因用盐多少而有咸或略酸味的区别等18。自汉而后，酱在人们日常食事中的地位始终居于调味料的首位：“可以调食，故为之酱焉”19；“酱，八珍主人”20；“酱，食味之主”21等一类说法反映了这种历史实情。而其对寻常百姓来说，则更是三餐是赖、一日不可或缺；对于他们酱不仅是调味之将（庶民百姓可无“百味”可调，通常只是一盂豆饭、一瓯豆羹的“一饭一汤”而已），而且还是每餐必备的佐食之肴，是一品经久不变的副食。“百家酱，百家味”，是中国历史上一句经久的俗谚，它表明酱是庶民百姓家千家万户各自长年贮备的最重要食料。正因为如此，一旦不慎生了蛆虫，人们也舍不得丢弃，于是造出一种的理论来继续食用，另一句不文明的俗语则表明了这种历史文化：“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意即无大害，除去之后仍可食用。其实，这是中国人因窘迫的经济生活而生的求生存的思想，它更表明了庶民对酱的依赖之重。豉的历史要晚于酱，酱本来是诸多“醢”的一种，而豉则是由豆酱衍化发展出来的。豉的出现当不晚于春秋，东汉王逸注《楚辞·招魂》“大苦咸酸”句云,“大苦，豉也。”故历来经诂学者均认为“古人未有豉也……盖秦、汉以来始为之耳”；“古来未有豉也，止用酱耳。”22但汉代人普遍食用豉则是毫无疑义的，西汉初年豉便是城邑中商人经营的主要日常消费食品之一：“糵麴盐豉千答”23；也是百姓家常备的调料之一：“芜荑盐豉醯酢酱”24。豉的种类也很丰富，从含盐量多少和风味差异上看，可分为淡豆豉和咸豆豉两大类25。酱、豉之外是“豆酱清”即“酱清”或“清酱”26，同样是汉代人十分青目的美味调料。此外，以大豆为原料制作酸味的酢，也是汉魏南北朝时的通习，其最常见的是“大豆千岁苦酒”和“小豆千岁苦酒”等27。至于藿，作为重要的菜蔬原料，至少一直沿用到宋代。在此之前很久，藿曾是市易的主重要菜蔬品种28。

豆腐，应当是于汉代便被中国人认识的大豆制品。至迟于两汉之际时，豆腐的制作与食用应当在庶民社会开始普及化29。但是，由于迄今尚未十分清楚的原因，史文记述空疏，长达十个世纪之久才于五代时见到“豆腐”二字的明确记载。但以目前发现最早记有“豆腐”一词的《清异录》中以“小宰羊”雅称豆腐俗贱之物的情况来推断，则早在五代（907—960）之前很久豆腐便成为庶民常食已是毋庸置疑了。总之，自唐以后豆腐作为很便宜的市易肴料，更广泛地被下层社会广大民众喜食、习食和有能力购食了，这是促使大豆从“豆饭”、“豆粥”等主食料逐渐退出并同时在副食的天地里更多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豆腐的大宗有水豆腐和干豆腐两大类，每类又都有南、北不同风格之分（水豆腐南称嫩豆腐，北为老豆腐；干豆腐南方则成为千张、百叶）。入宋以后，以豆腐为原料的加工品种开始增多，并且随着都市餐饮业的发展和人们食生活的渐趋丰富，豆腐制品也便逐渐增多。清人李调元的《豆腐》30打油诗便非常形象写实地反映人们对豆腐的加工利用：

家用可宜客非用，合家高会命相依。（豆浆，制豆腐之前必先泡豆磨浆，故豆浆是庶民之家相依为命的饮料，且极价廉易得）

石膏化后浓如酪，水沫挑成皱成衣。（豆腐皮）

剁作银条垂缕滑，划为玉段载脂肥。（水豆腐）

近来腐价高于肉，只恐贫人不救饥。（泛指水、干两种）

不须玉豆与金笾，味比佳肴尽可损。（豆腐干等）

逐臭有时入鲍肆，闻香无处辨龙涎。（臭豆腐）

市中白水常成醉，寺里清油不碑禅。（油豆腐）

最是广大寒彻骨，连筐称罢御卧寒。（冻豆腐）

才闻香气已先食，白楮油封四小甔。（豆腐乳）

滑似油膏挑不起，可怜风味似淮南。（豆腐脑）

豆腐的细加工品种非常丰富，如“熏豆腐”、“酱油茶干”、鸡汤豆腐丝、五香干豆腐卷、五香豆腐丝、油豆腐、茶干等均已见于清代及其以前的食谱等大量文字记录中了31。

制豆腐必先泡豆磨浆，故豆浆的利用更应在豆腐之先。照笔者豆腐发明当在西汉的理解，豆浆的利用自也至迟在西汉时期。这不仅由于西汉时大量使用的旋转磨主要用途是用来研磨浸泡过的豆等谷物原料的，事实上早在磨发明之前的谷物加工具杵臼即有此功用。因浸泡过的大豆一经粉碎性加工过程，便有浆汁析出，而且越是研磨或舂捣精细浆汁便析出越多。而早在豆腐发明之前，即在大豆主要用来烧豆饭、煮豆粥和豆羹阶段，为了使组织坚硬的大豆能与其他易烂熟的谷物协调烹饪，一般也要先将大豆浸泡相当时间（这样既适口也可节省燃料、事功）。富贵大家待客以豆粥能“咄嗟便办”，原因即是“豆制南煮，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32。若是考虑到三代时人们用杵臼舂制“糍”、“饵”等主食品的情况，则捣击泡豆出浆并加以利用的历史还应当更早许多。西汉时，都市之中甚至有以豆浆出售而成巨富者：“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33这里的“浆”，既不是酒浆，也不是水浆，而应是包括豆浆在内（当以豆浆为主）的各类果汁、酵汁饮料的统称，文中的“张氏”即略近现代意义的张记饮料店。

由豆浆制成的豆腐脑和各种风味的豆花，同样是古往今来广大下层社会民众喜食和常食的副食或风味小吃食品。“豆腐，……其最嫩不能成块者曰豆腐花”34，即点腐时使浆聚而不凝；而点豆腐之后不加压去水，则成豆腐脑：“点成不压则尤嫩，为腐花，亦曰腐脑。”35

黄豆芽，是中国人很早就利用为蔬食原料的大豆的活性转化形态，作为有目的的培养而利用豆芽，这无疑是比简单和直接利用大豆原始形态的一大进步。黄豆芽在先秦典籍《神农本草经》中记为“大豆黄卷”36，这一称谓其后沿用很长时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中亦有“黄卷一笥”的记载37。黄豆芽（当然也包括其他豆类的芽），很早并长期和大宗被用作历史上庶民阶级几乎每日必食的“豆羹”的主要原料，直到今天仍是南北城乡广大民众四季常食的蔬菜品种，尤其是北方漫长冬季里大众的传统食料。当然，今天人们食用豆芽的方法，除了二、三千年传统的汤煮之法外，炒、炝、拌、渍、馅料（煮、蒸、炸等），或与其他原料配合的更多烹调方法是古今不可同日而语的。

大豆之外的菽类品种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可以分作主食和副食的两大类，如主要用作豆饭、豆粥或豆馅、豆粉等主食原料的黑豆（乌鸡豆）、白豆、绿豆、褐豆、青豆、斑豆38、赤小豆（又称红小豆或小红豆等）、稆豆（又称黑小豆等）、豌豆（曾有胡豆、戎菽、回鹘豆、毕豆、青小豆、青斑豆等称）、蚕豆、豇豆、扁豆、黎豆、花豆、眉豆、脑豆、芸豆等；主要用作菜肴原料的刀豆、扁豆、豆角、龙豆、垅船豆、四季豆、荷兰豆、绿豆芽，以及用于主食原料诸类品种生长青嫩时的籽、荚、叶、苗、秧等的用来蔬食。一些品种的豆实同时可以制粉、酱、豉、麸、粉丝（或条、片）等，作为肴品原料丰富人们的餐桌，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

肉美鱼鲜，动物性食料味美、耐饥、壮力、养颜、益智等许多养生功效是中国人很早就充分认识到的常识性道理。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常餐鱼肉的福气的。以五谷为主要食料，即基本营养源于此；各种蔬菜的主要功用仅是“充”—充实、补充而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39，这一距今足有二千四、五百年的看法，反映了中国人早期的膳食综合观念。“养”、“助”、“益”、“充”四字并非单纯的并列修辞需要，事实上是包涵着一定意义的性质和程度差别理解成份在内的。至于各种食物原料都蕴涵何种营养成份并如何营养人们的身体与健康，那都是暝暝不清的，至少在二千数百年前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在中国人的隐约感觉和迷朦揣摩之中，他们只能用简单的实验—生活实践观察比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和混杂着许多唯心、唯灵成份的思考来试图彻底理解和解释这一切。于是，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人都视“养”—营养—的基本问题的砝码是“五谷”。中国历史上维系了二千数百年之久的历代统治者的“重本抑末”或“重本轻末”基本国策，从根本上说来盖源与此；中国人的似乎过于眷顾以大豆为主的菽类食料，其情结亦在于此。李时珍对菽类评论说：“北人用之甚广，可作豆粥、豆饭、豆酒，炒菜、麨食，磨而为面，澄滤取粉，可以作饵顿糕，荡皮搓索，为食中要物。以水浸湿生白芽，又为菜中佳品。牛马之食亦多赖之。真济世之良谷也。”40李时珍的这一评语，是对诸多豆类品种对庶民百姓的充饥养生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国人在漫长的数千年里大大得益和仰重于菽类食料，他们于调顺时节三餐是赖，荒欠之年唯其为重；果腹调食、养生疗疾，离之不可一日。中国人所得益的，正是他们虽苦苦思索却仍冥冥不能解的菽类独特丰富的各种营养成份。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众—庶民大众是靠以大豆为主体的菽类食料来维系健康的，而这一点首先，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是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6？）曾在他的《天工开物》中说：“凡谷无定名，……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遗稻者，以诸书圣贤起自西北也。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十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41宋应星的这句话，值得认真推敲：首先，他正确的指出，汉代以前黄河流域食文化区人民大众的主食结构是以粟为主要品种的“五谷杂粮”，当时稻在北方粮食结构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其次，汉代时的黄河流域食文化区在当时中国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当然，宋应星的话是仅就汉代的文献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宋氏并没有否定汉以后直至唐一段时期黄河流域北方食文化区基本食料结构的意义。再次，唐以后随着南方人口的持续上升和和生产、经济的累积发展，南北人口与经济的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唐代时，在社会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为正常时期，全国人口的北南对比为六比四，而中央财赋收入的重头则在南方。南方财赋的主体是稻米，这就是宋应星于唐后七个多世纪所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一语的确切历史内涵。不同的是，宋氏议论的明代末期，而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明帝国版图内人口分布的比例则已经发展成一比二不足了，约六千七百万人口分布在以稻米为主要食粮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食文化区42。第四，也大约是在唐代前后，随着谷物食料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亩产量的提高和食料种类的增多，如宋氏所说，麻和菽开始退出了主食的行列，而在副食“肴”的天地里充分发挥着潜能。

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同样表明，我国又是世界上小麦的起源中心之一和栽培小麦的最大变异中心之一。“麦”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竟有约近八十种大同小异的写法，这既表明麦的变异品种多，同时也说明距今三、四千年前麦已经是一种非常广泛栽培食用的谷物品种43。田野考察发现，我国西南和西北高原迄今还生长着一种具有典型野生性状的原始小麦，专家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现在我国原有的普通小麦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44麦最初主要是蒸、煮粒食，入汉以后粉食逐渐成了主要和基本的食法。此后，“北麦南稻”一直是中国北、南两方食文化区的重大区别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具有二千多年之久，堪称中华民族“国食”的面条、馒头、饼、饺子、包子等都是主要以小麦粉为原料制作的，它们同样也是黄河流域及广大北方地区食文化的传统与代表性食品。麦面食品广泛流行北方地区的原因，除了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的寒播、暑收生长习性之外，还在于其比较粒食米饭而更易于制作、贮放、携带、食用的特点和优点。

与黄河流域等北方地区文化带时间约略同时，但类型不同的另一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食文化区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由于气温、降雨量、水源等因素的明显不同于北方，以稻为主要食料，丰富的鱼蛤水生食料资源，以及同样丰富的植物性食料一道构成了明显有别于黄河流域食料结构的区域食文化特征。正如黄河流域人们更多的依赖于大豆蛋白源，南方的先民则有丰富的水源食料蛋白来保证必要的营养。大自然无偿地提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1973年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附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是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水稻为主要栽培作物，是河姆渡人农业的突出特点。栽培稻是从野生稻――普遍野生稻驯化而来的。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稻谷，是目前发现最丰富的一例。仅1973年冬至1974年春节第一次发掘就发现了约400平方米的稻谷、稻壳和稻草堆积，其其厚度10—20厘米和30—40厘米不等，最厚处竟达70—80厘米。除去谷物腐朽和长期自然下沉因素，原厚度当在1米上下。据研究者估算，若以平均厚度1米，而以平均四分之一为稻谷和稻壳概算，稻谷总量当在120吨以上。这说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已经碳化了的稻粒外形仍基本完整，颗粒大小与现代栽培稻接近，比现代野生稻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遗址随同出土的还有一套专用的稻作农具，这表明距今7000—6000年的河姆渡人的稻作农业已经远不是萌芽状态。当然，河姆渡遗址并非是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1990年报道的湖南澧县彭山头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1990年、2001年先后两次发掘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7000年，而1993年《光明日报》报道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更在7500—8500年之间。迄今为止，考古学工作者已经在长江中下游的华南、华东、华中等广大地区，甚至中原的河南等地区相继发现了数十处新石器时代的稻作文化遗址。这些遗址中出土的栽培稻品种，既有秈，

小学生期末评语四句诗词

屈原爱国故事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雄黄酒: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 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 则在端什节插菖蒲或艾草於门上, 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不过, 关於这项艾习俗的起源, 民间则有一种说法.

插菖蒲, 艾草

唐朝僖宗年间, 黄巢领兵造反, 所到之处, 百万, 血流成河. 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 就急急忙忙的逃难. 这一年五月, 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 兵临邓州城下, 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 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 他看见一个妇人背著包袱, 一手拉著一个年纪小的男孩, 另一只手却抱著年纪较大的男孩. 黄巢感到很奇怪, 就下马问道: 「大嫂, 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 「听说黄巢是个不眨眼的大坏蛋, 不日就要攻进邓州. 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 我们这些老老小小, 不如早些逃命」. 黄巢又指著小孩问她: 「你为什麼手牵小的, 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 「怀里抱的, 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 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 万一情况危急时, 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 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 黄巢听了, 深受感动, 就对那妇人说: 「大嫂, 好快快回去, 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 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 」妇人听了, 将信将疑, 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 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 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 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 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 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 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 为了纪念这件事, 此后每到端午节, 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 艾草, 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学而不厌 讲究方法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鉴赏《登金陵凤凰台》与《登黄鹤楼》

小学生期末评语四句诗词如下：

1，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是在赞美的意思。

2，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在鼓励的意思。

3，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在鼓励的意思。

4，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在鼓励阅读，思考的意思。

一首首诙谐幽默，通俗易懂的打油诗评语，虽然短小精悍，却无不体现着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用心，细心和对他们的无限期待之情。

打油诗一般语出俚俗，诙谐幽默，小巧有趣，虽然也能表现真善美，但绝大部分还是表现作者对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假丑恶的感应，更多的是针对可笑可恨之事，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民间百姓只要稍有文化，也很容易创作并流传。所以这种文体很难登大雅之堂，一般正经场合极少使用。

而学生期末评语，一般是老师对学生一个学期或学年的道德品质，学习情况、能力发展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即便语言轻松随意，却也应当显得严肃，客观，公正，而这，恰恰是与打油诗的文体风格相悖的。

写作思路：可以根据孩子的表现对孩子写一些寄予期望的话语，同时也可以写一些感谢老师悉心教导的话语，内容不需要古板，只要是积极向上，发挥正能量的都可以。

送我一篇关于教师节的打油诗，谢谢！

诗词名:登金陵凤凰台 作者:李白 朝代:唐 体裁:七律 类型:

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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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这首诗的大意是：

「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鸟来这里游憩，而今凤凰鸟已京飞走了，只留下这座空台，伴着江水，仍径自东流不停。当年华丽的吴王宫殿，及宫中的千花百草，如今都已埋没在荒凉幽僻的小径中，晋代的达官显贵们，就算曾经有过辉煌的功业，如今也长眠于古坟中，化为一抔黄土。我站在台上，看着远处的三山，依然耸立在青天之外，白鹭洲把秦淮河隔成两条水道。天上的浮云随风飘荡，有时把太阳遮住，使我看不见长安城，而不禁感到非常忧愁。」

我们在李白〈鹦鹉洲〉诗提到，李白读了崔颢的〈黄鹤楼〉诗后，写了〈鹦鹉洲〉诗，想与崔颢一较长短。写完后，李白自己读了觉得比不上崔颢，便在黄鹤楼上题下一首打油诗：「一拳击碎黄鹤楼，两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上头。」掷笔而去。因为诗人看见美丽的风景，总忍不住要写首诗歌颂一番，李白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写了〈鹦鹉洲〉诗，自觉果然比不上，回家之后，越想越不甘心，于是又写〈登金陵凤凰台〉诗，才觉满意。

由于白的作品发表于崔颢之后，两首诗又都样是押平声尤韵的七言律诗，所以后人更认为李白有意与崔颢一比高下，因而有前面所举那首打油诗的传说。

事实上根据日本人森大来的考证认为，那首打油诗不是李白作的，李白写〈登金陵凤凰台〉也是因为感慨时事而作，无意与崔颢争胜。

唐代安禄山之乱，迫使唐玄宗迁蜀避难，太子即位于灵武，李白也因永璘王事件被流放到夜郎。李白年轻时豪情万丈，希望能替国家做一番大事，但始终不曾得到皇帝重用。安史之乱，眼见大唐江山，遭胡兵蹂躏，李白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于是他写此诗时首句用：「凤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引出全诗，因为传说中，凤凰鸟只有在天下清平的治世才出现，因此古代都以凤凰鸟的出现做为祥瑞的象征。李白眼看安禄山危害唐室，想念昔时凤凰鸟憩息凤凰台的传说，而今凤凰鸟不再来，只有江水依旧向东流。

金陵为三国时孙权建都之地，晋朝永嘉之乱，晋室南渡之后也建都于凤凰台所在地金陵城的东南，李白在台上想象当年吴宫的繁华景象，以及晋代那些达官贵人曾有过的风光事迹，如今都隐于幽径，成为古丘。一个朝代弱了、亡了，马上有另一个朝代兴起，唐代太平盛世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也成了过去，安史之乱起，唐室岌岌可危，怎不令李白忧心？站在台上，看到远处的三山及白鹭洲，而长安城呢？李白最后一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在诗词里常以浮云指小人，以白日比喻君主。浮云蔽白日是指奸邪之小人，围绕于君王四周，向君王进谗言陷害贤臣，使忠臣没有机会向皇帝进谏言。下句「长安不见使人愁」，指李白感叹自己被放逐，眼见天上浮云杳杳，不见长安，忧愁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到长安，或者说，安史之乱，玄宗迁西蜀，太子即位灵武，唐室山河尚未收复，为长安城忧伤。

这个比喻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相传晋明帝小时候坐在晋元帝膝上，元帝问他，长安远还是太阳远，明帝答说长安近太阳远，因为听说有人从长安来，没听说有人从太阳来，元帝为他的聪明高兴，第二天便当着群臣面前再问明帝同样的问题，没想到明帝却答说，太阳近，长安远，因为抬起头来见得到太阳，却见不到长安。

晋代原都长安，永嘉大乱之后南渡，晋元帝时改都金陵。与唐代因为安使之乱而迫使太子即位于灵武的情况很类似，因此李白诗末二句「浮云蔽白日」也是指玄宗宠幸杨贵妃、杨国忠，茺废朝政，而导致安史之乱，长安沦入胡人手中。李白写这首诗纯粹是由怀古而引发怀君之思，加以感伤自己因遭小人谗言所害而被贬谪，登上凤凰台，望不见长安，一时触景伤情而写下这首诗，并没有与崔颢争胜之意，两人争胜之说全是后人附会的。

而前面所举打油诗的由来，是因李白被流放夜郎，中途又赦回，路过江夏，曾写过一首〈江夏赠韦南陵冰〉诗说：「我且为君捶谇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李白因心情忧愁郁闷，故意写这种豪快语，以解心中不平之气。后来又写一首〈醉后答了十八〉诗，以对应捶碎黄鹤楼诗说:「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为自己前首诗的狂放自我解嘲，本来只是文人的游戏文章，没想到唐末五代时有位禅僧经过黄鹤楼，便摘取李白这两首诗的句子写成这首：「一拳击碎黄鹤楼，两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打油诗，旁边有一同来游玩的僧人也题了一句：「有意气时消意气，不风流处转风流。」另外一位僧人又加一句：「酒逢知己，艺压当行。」而使得后人误以为李白作〈登金陵凤凰台〉诗是与崔颢的〈黄鹤楼〉诗争意气、争长短，并留下这首有趣的打油诗。事实上全是后人穿凿附会的。

2.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①]，芳草萋萋鹦鹉洲[②]。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早期诗歌多写闺情，反映妇女生活；后赴边塞，所写边塞诗慷慨豪迈，诗风变为雄浑奔放。但崔颢诗最负盛名的则是《黄鹤楼》。相传这首诗为大诗人李白所倾服。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一在《黄鹤楼》诗曰：“世传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作《凤凰台》诗以较胜负。”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也记载了李白登黄鹤楼，因见崔颢此诗，即“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当然，这个传说未必实有其事，计有功在注文的后面就表示了“恐不然”的怀疑。但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诗，在写法上与崔作确有相似之处。至于其《鹦鹉洲》诗：“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则不仅前四句格式酷似崔诗，而且全诗格调逼肖。宋元间方回的《瀛奎律髓》卷一指出：“太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皆于五六加工，尾句寓感叹，是时律诗犹未甚拘偶也。”因而这首诗历来受到极高的称誉。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直至清人孙诛编选的颇有影响的《唐诗三日首》，还把崔颢的《黄鹤楼》放在“七言律诗”的首篇。

当然，《黄鹤楼》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主要还在于诗歌本身具有的美学意蕴。

一是意中有象、虚实结合的意境美。

黄鹤楼故址在武昌黄鹤山(即蛇山)的黄鹄矶头，相传始建于三国吴黄武年间，历代屡毁屡修。昔日楼台，枕山临江，轩昂宏伟，辉煌瑰丽，峥嵘缥缈，几疑“仙宫”。传说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齐谐志》)，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太平寰宇记》)。诗人登楼眺远，浮想联翩，诗篇前四句遂从传说着笔，引出内心感受，景寓情中，意中有象。仙人乘鹤，杳然已去，永不复返，仙去楼空，唯留天际白云，千载悠悠。这里既含有岁月不再、世事茫茫的感慨，又隐隐露出黄鹤楼莽苍的气象和凌空欲飞、高耸入云的英姿，而仙人跨鹤的优美传说，更给黄鹤楼增添了神奇迷人的色彩，令人神思遐远。

黄鹤楼因其所在的黄鹤山而得名，所谓“仙人乘鹤”之事，当由其名附会而出，本属子虚乌有。诗人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些传说，从虚处生发开去，从而使诗篇产生了令人神往的艺术魅力。接着就写实景，隔江一派大好景色弥望：晴朗的江面，汉阳地区的绿树分明可数，鹦鹉洲上的青草，生长得十分茂盛。汉阳鹦鹉洲，原是今武汉市西南长江中的一个沙洲，相传因东汉末年祢衡在此作《鹦鹉赋》而得名，后来渐被江水冲没，今鹦鹉洲已非宋代以前故地。眼前的胜景明朗开阔，充满着勃勃生气，使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竟至于直到日落江中，暮霭袭来。崔颢南下漫游。离家日久，面对着沉沉暮色，浩渺烟波，便产生了思乡怀归之情：“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人纵笔顺势一路写去，既表现了作者丰富复杂的内心感受，又展示出黄鹤楼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色，变化着的感情和变化着的景色，造成了一种优美动人的艺术意境。正如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卷十三中对此诗所作的评论：“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

二是气象恢宏、色彩缤纷的绘画美。

诗中有画，历来被认为是山水写景诗的一种艺术标准，《黄鹤楼》也达到了这个高妙的境界。首联在融入仙人乘鹤的传说中，描绘了黄鹤楼的近景，隐含着此楼枕山临江，峥嵘缥缈既形势。颔联在感叹“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抒情中，描绘了黄鹤楼的远景，表现了此楼耸入天际、白云缭绕的壮观。颈联游目骋怀，直接勾勒出黄鹤楼外江上明朗的日景。尾联徘徊低吟，间接呈现出黄鹤楼下江上朦胧的晚景。诗篇所展现的整幅画面上，交替出现的有黄鹤楼的近景、远景、日景、晚景，变化奇妙，气象恢宏；相互映衬的则有仙人黄鹤、名楼胜地、蓝天白云、晴川沙洲、绿树芳草、落日暮江，形象鲜明，色彩缤纷。全诗在诗情之中充满了画意，富于绘画美。

三是声调自然、音节浏亮的音乐美。

律诗有严格的格律要求，其实《黄鹤楼》并不是规范的七律。其一、二两句第五、第六字竟都为“黄鹤”，第三句连用六仄，第四句以三平调煞尾。也不用对仗，几乎都是古体诗的句法，而第五、第六句的“汉阳树”、“鹦鹉洲”，亦似对非对。其所以被认为是“七言律诗”名作的原因，除了前面所分析的它具有意境美、绘画美之外，就是声调自然、音节浏亮。此诗前四句脱口而出，信手而就，一气呵成，顺势直下，以至于无暇顾及七律的格律对仗。“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可贵。”(清人方东树评语，见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五。)由于全诗一气转折，所以读来自然流转。此外，双声、叠韵和叠音词或词组的多次运用，如“黄鹤”、“复返”等双声词，双声词组，“此地”，“江上”等叠韵词组，以及“悠悠”、“历历”、“萋萋”等叠音词，造成了此诗声音铿锵，清朗和谐，富于音乐美。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704～754），字不详，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开元年间考中进士，曾任太仆寺丞、司勋员外郎。青年时诗风轻艳，多写妇女题材，晚年出入边塞，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边塞诗篇，诗风亦转为刚健雄浑、豪迈壮逸。

黄鹤楼，故址在今湖北武汉蛇山的黄鹄矶头，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历代屡毁屡建。传说费祎登仙后，常乘黄鹤于此憩息，故名黄鹤楼。这首诗描写了登楼所见所感，并抒发了久客思乡之情。

黄鹤楼是著名古迹，且有费祎在此登仙的传说，因此登上黄鹤楼就不能不令人首先想起这一美丽而凄伤的神话。昔人即指费祎。昔人已乘黄鹤登仙而去，而且是一去不复返了，这里只留下了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以及那楼的上空终日飘浮无所依归的白云，何等凄冷！昔人登仙，固是幸事，然今日之凄凉，则不能不令人感伤不已。前四句两用“去”字，意在借那已逝的往昔，以衬托自身之孤独凄凉，四句一气呵成，纯用古调，既写出甫一登楼自然而生的感受，又借传说为诗境涂上神奇的色调。五、六句描写登楼所见实景，汉阳与黄鹤楼隔江相望，所以景物历历在目，鹦鹉洲在汉阳西南长江之中，因《鹦鹉赋》的作者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因此鹦鹉洲显然并非单纯的景象，而是带有的诗人的浓厚的情感因素。最后写到日暮时分，江上烟波浩渺，暮霭苍茫，视线阻隔，家乡不见，更增旅人思乡情怀，诗境亦被推至极度苍莽空阔。

崔颢的这首诗，向来享有盛誉，宋代评论家严羽认为“唐人七律诗，当以此为第一”。据说大诗人李白到黄鹤楼时，准备登览题诗，看到崔颢此诗后，无法下笔，只作了打油诗一首：“一拳打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鸡鸣即起，一日开始。 检查卫生，辅导自习；

哪个缺课，谁又晚起？何人生病，身体不适？

仔细询问，调查清楚。三十分钟，早餐即毕。

锅先不刷，碗亦不洗。急急忙忙，就上班去。

先去打水，再来扫地。N摞作业，等你去批。

对的打√，写上评语。还得表扬，以资鼓励。

错的打×，误在哪里？来龙去脉，一一指出。

分析到位，讲清道理。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阅完作业，再出试题。单元过关，章节测试。

昨天月考，今日摸底。期末期中，不计其数。

题量适中，难易有度。查查网页，翻翻题库。

今天出完，明日印出。抓紧考完，加班阅毕。

统计成绩，写出分析。谁的第二，哪个第一？

张三李四，王五赵七。两次比较，名次何异？

课上讲评，面向全体。下课以后，单独找你。

排名后退，是何道理？知识水平，心理因素？

思想根源，刻苦程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老师期盼，父母嘱咐！展望未来，充满荆棘。

事关前程，怎能儿戏？张三痛哭，李四流涕。

痛改前非，看我下次。不听音乐，不看电视。

刮风不管，下雨不顾。一心一意，专心致志。

多背单词，多做习题。下次月考，找回位置。

老师听罢，始露笑意。期中考试，就看你的！

谈话已毕，铃声将起。拿起教案，奔向教室。

师生礼毕，一课即始。先评作业，昨天做的。

普遍问题，大家注意。个别错误，单独处理。

今天学习，中国历史。部分，不出考题。

这块内容，我们删去。半个课时，很快过去。

现在来做，巩固练习。选择答案，A B C D。

回答不错，学的可以。布置作业，课后练习。

复习巩固，课前预习。再找时间，做张卷子。

两节课下，已近中午。口干舌燥，四肢乏力。

热点剩饭，了以充饥。床头一歪，权作休息。

刚入梦乡，铃声又起，抖起精神，再上班去！

昨日开会，头发脾气。要当教师，先做傻子。

拼命干活，莫要索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撑不着你，饿不你。若不想干，可以退出。

若干不好，我不聘你。博士难找，学士遍地！

明天上课，观摩学习。校长也听，教师都去。

精心准备，小心应付。制作课件，打印练习。

幻灯电脑，现代工具。全体观摩，怎能缺一。

上述各项，准备完毕。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政教主任，叫你快去。有位同学，是你班的。

一夜未归，在网吧里。找其谈话，通知父母。

写出检查，等候处理。不知不觉，西山日暮。

吃罢晚饭，辅导自习。学法指导，疑难解释。

有何疑问，尽管提出。但对高考，必须有益。

辅导完毕，正要离去。突然想起，还有一事。

有人反映，学生小纪。跟女同学，眉来眼去。

关键时期，这还了得？叫上小纪，到没人处。

把你找来，可知何事？从实招来，不得回避。

学生小纪，支支吾吾：我殊不知，老师明示。

青春少年，阳光沐浴。情窦初开，本不为奇。

但要清楚，学习目的。一切围绕，学习成绩。

有碍升学，必须放弃。他日登榜，出人头地。

男子丈夫，何患无妻？学校规章，利害得失。

一条一条，分析清楚。小纪听罢，满面泪涕。

痛改前非，回心转意。从今以后，专心学习。

若是再犯，我是白痴！转眼放学，学生离去。

喝一口水，喘一口气。十点过后，再查夜去。

水管已关，廊灯已闭。夜深人静，呼噜声起。

一天工作，终告结束。轻手轻脚，回到家里。

两眼一合，已然梦里。不是上课，就是考试。

和在醒时，并无二致。忽见眼前，众人攒聚。

通知栏中，贴一告示：教师老吕，四十有七。

疾病突发，撒手西去！明日医院，告别仪式。

没有课者，务必前去。看罢唏嘘，悲哉老吕！

辛劳一生，英年早逝。房小无车，更无积蓄。

妻儿无靠，父母无依。高风亮节，名扬千里。

今日一别，后会何期？悲上心头，心痛如撕。

蓦然惊醒，泪面如洗。天已微明，铃声又起。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